喵喵手抄《毛詩·國風》(上)


在太原文瀛公園


考慮到《毛詩》字數較多,我選擇分七次把整部書發出來。其中《國風》部分三次,《小雅》部分兩次,《大雅》和《頌》各一次。

 

照例開篇是需要說些廢話或不廢話的。

 

曾經我和一位閨蜜討論過一個問題,即“《詩經》是經學還是文學”。她是一名優秀的《詩經》研究者,和我探討這個問題是想征詢下我的意見。專業人士征求不專業人的意見是為了表示她的謙虛。我則簡單表達了下自己的淺薄見解。如下:“我覺得這個問題更準確的表述是《詩經》是經學還是literature。因為‘文學’不等於literature。比如在《論語》中,作為‘孔門四科’的‘文學’指‘文章博學’(邢昺)。除外,‘文學’也可以指官名之類。但均非西方意義上的literature。將‘文學’理解為literature這一概念是清末才出現的。由於我們如今是西化思維,才會默認文學是literature。可我還要說,‘文學’一詞在文言中與在現代人腦中的概念並不一致。那麼,《詩經》是literature嗎?按照如今literature的概念來看,‘詩’屬於poem,poem屬於literature。所以,《詩經》是literature。這話沒錯。我們把上述規整下,就是若把《詩經》理解為poem中的一種,那麼就屬於符合西方literature這個概念的poem。因此,《詩經》在我們的思維裡是literature這個意義上的‘文學’。(註1. poem不等於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詩’。如‘詩’在古時可代指《詩經》。2.作為今天理解的‘文學’的‘詩’和古時範疇也往往不一樣。比如漢人常把不合樂稱‘詩’,合樂稱‘歌’。《詩經》按照這個範疇來看就成了‘歌’。3.駢文、詞、曲等歸入poem都比prose更合適。所以,poem和‘詩’也不等同。4.literature詞源為letter,早期強調的是‘書寫’。表示如今意義上的文學,在西方是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對literature概念不斷構建的結果。中國借用的這個西方概念,也不是西方傳統就有的,而是西方近代概念。借用後,poem就屬於‘文學’了。而中國古時人們不這麼理解。那麼,《詩經》是‘經’嗎?在最初不是,《詩經》是被後代賦予了經學內涵才變成‘經’的。因此,準確說,《詩經》在被賦予了經學內涵後,直至經學瓦解期間,被當時的人視為‘經’。也就是說,在中國長時期的歷史中,《詩經》更多是作為‘經’而不是literature存在的。”以上是我對《詩經》是“經”還是“文學”的一個回復。接著她又問道:“既然‘經’的內涵是被古人賦予的,那其作為‘詩’的源出本質是不是還是可以理解為表達情感的‘文學’嗎?”我說:“中國先民不知道什麼是literature,更不知道poem屬於literature。所以,literature這個意義上的‘文學’是今人腦子裡的西方概念,不是中國先民的概念。那個‘本質’是今人腦子裡的‘本質’,不是中國先民腦子裡的‘本質’。要是非說《詩經》最原始的‘本質’是什麼?大概是‘志之所之也’的‘歌’。我們當然可以說這種‘歌’屬於今天‘文學’的範疇,可古人不是這麼認知的。”

這些內容,我曾經發到過我Wechat Moments上。這裡我再簡單加幾句。關於《詩經》是經學還是文學這一問題,我目前的看法仍和那次探討的看法一致,未來要是哪天不一致了,那我回頭再說。在中國歷史上,《詩經》長期是作為“經”存在的,其所承擔的經學角色是不能被忽略的。我們若只考慮《詩經》原初是什麼,而完全忽略其在歷史上是什麼,是很不負責的一種歷史態度。此其一。是什麼不是什麼不是可以通過“二元”區分的,因為還有第三種可能,即既是什麼又是什麼。比如《詩經》在原初是“歌”,歷史上長期是“經”,我們以西方漢學研究的視角將其歸為“文學”,三者都可以是,可共存。此其二。《詩序》中的解釋的確有不少看著很彆扭,於是經過宋代以來學者的研究,逐漸將其清理不彆扭了。有些特別彆扭的,我們的確可以說不符合當時實際創作情況。可現在不彆扭的,是否符合創作實際則要搞清楚當時的情況到底是什麼。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不可能搞清楚的,不是說符合邏輯的就一定是清楚的,比如還可能出現當時思維方式或邏輯起點就和我們不一樣的情況之類。此其三。我們要尊重秦漢舊說,不是說秦漢舊說“對”,而是我們要超越“對錯”,當時人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麼說必有其原因。比如那些舊說可能多來自口耳傳述,在傳述過程中,當然可能越傳越離譜,於是站在創作實際角度講就彆扭。可是,一方面他們離《詩經》的時代的確比我們早,“不對”中總有“對”的地方,另一方面“對”與“不對”要看立足點是什麼,站在創作實際角度可能有很多不對,站在《詩序》作者的立足點,則恐怕就是認為可以那麼說才那麼說的。此其四。最後我要說的是,學術研究和學問在我看來不一樣,學術研究是古希臘探究式的,搞清楚什麼是“真”很重要,因而就很關注“對”。學問目的是要完善自我修養,因而就不那麼在乎對不對,而在乎是否可以通過學使自己的境界提高,思維更有張力。從而看別人說什麼,目的是看他為什麼那麼說,他是怎麼思考的。如果有一天大家聊天時,關注的不是對方觀點在自己看來對不對,而是對方為什麼那麼想,那麼想是否更符合基於善良的人性,世界就會和諧很多。











































评论

  1. 经由仲先生注意到妳,阅读此文后,果然见解非凡!通古今之变,非易言也,而透彻认识近代学术观念逐渐异化至今天的状态,更为难得。最后一个观点我也很欣赏,聊天时“關注的不是對方觀點在自己看來對不對,而是對方為什麼那麼想”。确实,交流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正确、别人错误。君子之交的交流是点到即止,不喜欢长篇大论、建立理论体系、用逻辑迫使对方折服。这应该是中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区别。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现代诠释学强调视野交融,人文理解不同于科学理解。科学理解是理解客观的物,人文理解是交互主体性,是理解别人的理解。因此,要理解古人的理解,而不用现在的理解强加、扭曲、妄论古人的理解,这对于现代学者的德性修养很关键。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他是基于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立论的。可见汉尊五经,实际是尊“先王之政典”。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对伯鱼仅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其重言行乃如此。先王之道,重采风,重民谣,便于了解民情,便于施政。因此设采风之官,而所采之诗则成为历代君主施政参考。当然,诗经不仅包括风,还包括雅颂,更正式。所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虽不一定全为事实,但也说明后人尊敬孔子光昌先圣王之道的功绩。唐代以前重五经,宋代以后重四书。可见中华文化之演变关节点所在。在朱子看来,历代政治都应该重视民情,但诗经对于后代的施政已经没有太大参考价值了,后来者应该有新的了解民情的渠道和机制。因此朱子主要强调诗经的文学性。书、礼、易、春秋也一样。宋朝以后不存在孔子“为汉制法”的问题,“法后王”更重要。先王的精神仅通过《四书》就可以掌握。实际施政则有因革。资治通鉴可以起到类似“春秋”经的作用。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对孔子与六经有很详细的辨析。现代所谓的文学也确实与传统读书人观念中的“文”学不同。现代文学抛弃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后现代理论甚至强调抛开作者,专注文本分析。难怪葛兆光修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法,而提出“史皆文”的观点。总之,我很欣赏妳的文字,经学与文学关系的观点很正,有知音之感,禁不住写几句评论。祝虎年如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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